医学与健康预印本数据分析阅读 1 分钟

起作用的是疗法,还是头显本身?

戴上虚拟现实(VR)头显,你会在一段时间里感觉自己身处别处。这种错觉让沉浸式虚拟现实(IVR)日益成为一种治疗工具。患有恐惧症或心理创伤的患者,可以在一个看起来真实却始终安全的环境中,逐步面对自己回避的东西;另一些人则用它来训练社交技能,或者通过引导式想象来放松。

随机对照试验是检验一种疗法的金标准,如今在这一领域已十分常见。但一项试验的说服力,取决于疗法是在和什么做比较。来自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个团队,仔细审视了这种比较。

糖丸难题

在药物试验中,经典的对照是糖丸:它看起来与真正的药物相似,却不含活性成分;在双盲试验中,没有人知道谁拿到的是哪一种。虚拟现实没有明显的对应物。它的部分疗效可能与疗法的内容毫无关系:对高科技疗法的期待、设备的新奇感、戴上眼镜这一简单动作。比如说,暴露于蜘蛛所产生的效果,必须与沉浸、分心或积极期待带来的一般效果区分开来。

头显让这件事变得更难。作者指出了一种被称为“设备鸿沟”的现象:戴着眼镜,参与者和实验者都能一眼看出谁在接受干预,这可能会让他们的行为产生偏差。

一个名为 VR-CORE 的国际工作组提出了一个由五类对照组成的阶梯,从常规护理一直到在头显中进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。作者指出,截至2026年2月,尚未有任何正式指南被采纳。

五级阶梯上的二十二项试验

马迪斯·瓦塞尔(Madis Vasser)、玛丽-安·库布雷(Mary-Ann Kubre)、卡迪·图尔弗(Kadi Tulver)和扬·阿鲁(Jaan Aru)于2026年1月在四个数据库(PubMed、Web of Science、Scopus 和 PsycINFO)中检索标题同时含有“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”(沉浸式虚拟现实)和“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”(随机对照试验)的期刊论文。在135条结果中,有88条是重复的。随后他们剔除了11项并非只使用广视场头显的研究,以及14项没有心理或生活质量结局指标、或者没有结果的研究。最终剩下22项试验,涉及儿童围手术期焦虑、恐高、孕妇的抑郁和焦虑、接受化疗的患者以及老年女性等。

两位作者把每项试验的对照条件放到 VR-CORE 阶梯上归类,从一开始两人的判断就有95%一致。他们把最底层的“无干预”一级加以扩展,涵盖任何不含多媒体成分的条件:常规护理、候补名单或基于文字的疗法。

统计结果是:22项试验中有14项把头显与无干预进行比较。4项采用了 VR 之外的被动活动,例如听音乐;1项采用了躲避球游戏;3项采用了头显中的被动体验。没有一项试验把自己的疗法与另一种主动的、互动的 VR 体验进行比较。

14项中有13项,对比8项中有3项

作者接着统计了哪些试验报告了有利于 VR 的统计学显著差异。在14项以无干预为对照的试验中,有13项如此。在8项设有某种主动对照的试验中,只有3项如此——而且在这些试验中,两组通常都有所改善。

这一差距具有统计学显著性(费希尔精确检验,p = 0.011:如果对照类型毫无影响,如此大的差距只有大约百分之一的概率是偶然出现的)。采用无干预对照时,获得阳性结果的几率(odds)约为另一种情况的14倍。几率比较的是阳性结果与阴性结果之比;换成简单的比例,就是93%的试验对38%。不过,由于采用主动对照的试验太少,不确定性非常大:95%置信区间从1.64一直到121.96,真实值完全可能落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位置。

在作者看来,这“暗示无论内容如何,IVR 体验本身就可能带来整体的临床改善”。他们还提到了研究者一方可能存在的偏倚:对一项新技术的热情,可能会在无意中影响一项研究的设计、实施或解读方式。

打造虚拟安慰剂

他们的建议是一种“虚拟安慰剂”:一种在所有方面都与干预相匹配、唯独缺少被检验的特定机制的对照体验。同样的头显和控制器、同样的疗程时长和频率、同样的互动程度、相似的画面和声音——但去掉或改变了被认为起作用的那个成分。

他们举了几个例子。设想一个旨在通过寒冷感来退烧的虚拟雪景:合适的对照应该是一个没有雪、但同样被动或同样主动的场景。又或者,一条迷幻隧道,参与者要在其中用手接住飞来的天使,与之匹配的是一条平平无奇的人行隧道,参与者要在其中接住飞来的碎片。同样的形状,同样的动作:从外面看,两组人的举动会一模一样。

其中的平衡很微妙:对照既不能太无聊,也不能太有趣。而且完全无效的虚拟安慰剂是做不到的,因为沉浸本身就有很强的效果,所以两组很可能都会好转。真正的问题是,疗法是否表现得显著更好。由于这类对照耗时又耗钱,作者建议建立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安慰剂体验共享库。

二十二项试验能说明什么、不能说明什么

作者称他们的统计是探索性的。这22项试验差异很大,因此他们只统计了显著与不显著的结果,没有权衡效应大小或偏倚风险。他们只检索了标题,没有预先注册的研究方案,并指出对照较弱的试验在样本量或统计效力上也可能有所不同。他们的综述描述的是研究习惯,而不是虚拟现实疗法是否有效。

它确实揭示的是一个关于钱的问题。如果只与常规护理比较,一项试验就无法判断,究竟是像上面那样特定的、可能价格不菲的雪景程序——作者称之为“Winter IVR”——在起疗愈作用,还是随便一段沉浸式视频也能同样奏效。